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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的足球剧场

没有比体育更真实有趣的戏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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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麦卡  

出生于上海,先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与复旦大学新闻系,现居广州。长期为网易、凤凰网、东方早报、羊城晚报、东方体育日报、新京报等十余家主流媒体撰写评论。崇尚有理有趣的行文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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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佟文赢得了官司赢不回清白?  

2011-03-04 07:12:4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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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文上诉成功的故事是一个既奇特又标准的样本。因为过程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更因为虽然她上诉成功,却仍未能在舆论中获得清白,更讽刺的是,恰恰是她的上诉成功,进一步暴露出中国体育管理和决策部门的冷漠嘴脸。

(佟文上诉,其中波折一言难尽,相关事实和背景请移步这里,不另作赘述。)

佟文事件的关键点,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一:上诉的胜利是否是佟文应得的?

答案是肯定的。国际柔联在没有告知当事人的情况下擅自打开B瓶尿样,无论是出于何种意图,都明确违反了相关程序规定。在国际体育仲裁法庭适用的英美法系中,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程序有误,结果亦难以采信。极端的例子有如当年辛普森杀妻案,所有人都相信辛普森是真凶,但是仅仅因为警方在取证时的程序差错,导致证物可信程度受损,辛普森得以无罪开释,宣判一刻他戴着手铐握拳庆祝的一幕深深刺激了全美国,堪称最深刻的一堂有关程序正义的法律课。

佟文合理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无可厚非。对于私自继续开启B瓶,外界普遍的解释是国际柔联好心办坏事,其本意是为让检测结果更准确,佟文之前的认错让国际柔联误以为尘埃落定,结果一时大意忽视了沟通。但是,解释就是解释,听起来再合理,也不能当借口。作为借口,它甚至还不如佟文称摄入瘦肉精的途径是吃排骨来得可信。

有人会说,中国体育界改年龄服禁药早就是公开的秘密,佟文这个借口,鬼才信!

鬼信不信先不提,不如先看看第二个问题——

问题二:佟文究竟是主动还是无意摄入瘦肉精?

中国体育界的信用体系确实崩溃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权去有罪推定每一个运动员,更何况,瘦肉精是一种多么“特殊”的“兴奋剂”。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对于运动员的肌肉影响和竞技上的辅助作用小之又小,不但存在副作用,而且非常容易被检测出来。所以,作为兴奋剂,它的性价比是相当低的,基本上,脑子正常的人都不太可能主动服用。

这从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的一系列类似判例亦可见一斑。就在不久前,德国最优秀的乒乓运动员奥恰洛夫和赢得环法冠军的西班牙车手康塔多就双双从服用瘦肉精的罪名中解禁,重获清白。不独如此,瘦肉精在各类兴奋剂案件中一贯是判罚力度最小的。

然而,讽刺的是,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国内体育迷,对于同样的瘦肉精,却要因人而宜厚此薄彼。奥恰洛夫尿检阳性后违反程序第一时间将责任归咎于在中国参加比赛时的赛事主办方,却得到舆论的普遍同情,而佟文就算上诉胜利,却仍然不被公众相信。

在这种有罪推定的舆论之下,我很能理解另一位运动员——羽毛球手周蜜百口莫辩的憋屈,几个月前,当她被检出瘦肉精后,她发表声明,声称要采用怀孕这种极端到有悖伦理(因为主动服食兴奋剂期间怀孕有很大几率导致胎儿畸形)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什么没有人相信中国运动员?在佟文事件中,抛开中国体育信用崩溃的大背景,佟文在A瓶尿检呈阳性之后主动承认这一点是主要原因。但是,她是真的想要忏悔,还是想“曲线救国”,抑或是受到不可言说的压力呢?

下面就是我想说的最关键的,第三个问题。

问题三:佟文为什么会主动认错?

佟文在授权律师发布的声明中这样描述这次认错,“在束手无策和毫无经验的情况下,各种佟女士所无法控制的因素使得她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选择。”

那么,“无法控制的因素”是什么呢?

不妨先来看看一些往事。

2008年奥运会前,中国游泳运动员欧阳鲲鹏被检出瘦肉精。按照往例,一般类似的判罚也就是禁赛数月而已,但由于事发于北京奥运会前的敏感时段,中国体育的管理部门为了整肃视听,抢先动用家法,“破格”对他进行终身禁赛。这量刑已经不是超重,而是迹近谋杀,相当于偷了辆自行车就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

2010年5月,当时已经退役的中国体操运动员董芳霄被查出曾经修改年龄,中国队在悉尼奥运会上夺得的体操女子团体铜牌也被改判给了美国队。在年龄门事发之后,体管中心主任罗超毅在第一时间对外宣称,董芳霄改年龄系在其退役之后私自改小了3岁,应该是其个人及家人的行为。

作为一个从小在举国体制下成长、起居皆由组织包办的运动员,佟文的主动认错,有关方面的“循循善诱”功不可没,是一个相当合理的推想。而和佟文事件类比,不难发现三者的共同点。第一,认错得那叫一个快,第二,板子总是拍在个体身上,打得那叫一个狠。

领导之学,莫过于简单的八个字:“没事胆小,有事胆大”,平时谨慎理性,出事勇敢担责,这才是领导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国体育管理和决策部门却恰恰相反,“没事胆大”——类似集体改年龄这样的行为非个人所能为;“有事胆小”——第一时间拎出替罪羊作挡箭牌。推卸责任的本事,令人叹为观止。

这不由让人想起当年慈禧的一番话:“拳匪(义和团)如能打走洋人,就是我大清国的胜利;如果拳匪败了,就另当别论。”

当然,中国代表团也有不主动认错的时候,也有主动推卸责任的时候——比如在对方犯错的时候,帮着对方推卸责任。桑兰为什么会在时隔多年后状告纽约友好运动会主办方?原因很简单:当年她在纽约重伤后的第二天,中国代表团本着“中美友好第一”的宗旨,在未充分调查的情况下就召开发布会,声明美国主办方没有责任。由于受伤现场没有得到保护,相关证据缺失,桑兰以一己之力,足足花了12年的功夫才完成维权必须的知识储备和证据搜集。

有人说,国人有主动认错的习惯,动不动就先责己。其实不是这样。国人责的其实不是自己,而是“自己人”——确切地说,自己人是“自己手下的人”的简称。中国人的习惯不是主动认错,而是要么被逼认错,或者逼别人认错。因为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权力结构是金字塔型,压力和责任的传导总是层层往下,受侮辱和受损害的,总是位于最下层的人。而在中国体育这座金字塔中位于底层的,正是佟文、欧阳鲲鹏和董芳霄们。

信用崩溃的责任在于职能部门,为之背上沉重黑锅的却是弱势的普通运动员。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

即便如此,佟文已是幸运,毕竟她是奥运冠军,其名誉与北京奥运永久相关,某种程度上成为了“组织”的利益共同体,这才使她有了上诉的机会——哪怕这会驳了某些人的面子。更多的时候,更多的小人物,在这个体育体制之内,恐怕他们的命运只能是有冤无处诉,打落牙齿和血吞,成为举国体制金光大道上渺不可辨的炮灰,随风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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